93岁“慰安妇”受害者刘海鱼去世

中新网太原4月15日电 (杨杰英)15日,记者从“中国‘慰安妇’民间调查第一人”张双兵处获悉,山西93岁高龄的“慰安妇”幸存者刘海鱼老人因患脑溢血,医治无效,于2020年4月14日18点10分去世。

长期在民间调查、记录日军强征“慰安妇”事件的山西民间调查者张双兵从1982年开始,先后走访了133位受害人,并在2011年出版《“慰安妇”调查实录》和《炮楼里的女人》等著作。

三十多年来,张双兵组织协助发起对日本政府的诉讼,多次出席国际“慰安妇”会议,并参与《二十二》《大寒》《揭秘日军“慰安妇”制度暴行》等多部“慰安妇”题材电影的拍摄和采访。一直以来,张双兵积极呼吁筹建“慰安妇”纪念馆,设立“慰安妇”塑像。

一位患者家属得知护士宋雯婕要去为新冠肺炎患者做透析,悄悄给她鼓劲,还在她的防护服上写下“加油”,宋雯婕说,在透析室这样的环境,医护和病人、家属早就像一个大家庭,“我们都是‘透析人’。”

2018年以来,先后有多位“慰安妇”幸存者不幸离世。2018年1月23日,91岁的李爱莲老人在家中离世。2018年7月24日,96岁的曹黑毛老人在山西盂县家中去世。2018年9月28日,91岁的郝月连老人在家中去世。今年3月17日,海南“慰安妇”幸存者卓天妹在家中去世。

目前,在世的“慰安妇”受害者数量越来越少,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“慰安妇”受害者仅剩10余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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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4年春天,18岁的刘海鱼和村里的三个姑娘一起被日本兵抓到据点,三个多月后才回到村里。

“她们一直盼望着日本政府给她们赔礼道歉。”张双兵说。(完)

另外,医务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大部分发生在1月30日以前,之后感染发生的比较少。全国各地到武汉和湖北支援的医疗队,目前还没有发生感染情况。

2月17日,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《关于加强疫情期间医疗服务管理 满足群众基本就医需求的通知》,其中提到,“对于肾功能衰竭患者、肿瘤患者以及其他需要维持定期治疗的重症患者,原则上医疗机构应当提供不间断的医疗服务;确因疫情防控需要不宜继续提供的,应当由患者居住地附近的、具备相应医疗能力的医疗机构接续承担。”

他们选择死死把握第一道防线,疫情形势越发严峻后,科室就开始给患者们频繁宣讲,提醒大家戴口罩、测体温、勤洗手,每一项都让专人负责督促到位。

18日,武汉市卫健委公布全市非新冠肺炎特殊患者医疗救治医院名单,其中,16家定点医院为血液透析医院。三天后,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增设“非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组”,提出要将非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作为疫情防控重要内容来布局来投入,尽最大努力减少病亡率。

蒋荣猛介绍,中央赴湖北指导组专家组针对各地医疗队开展了培训,做好防范措施,在病人隔离时创造良好的隔离条件,避免病人间交叉感染,最大可能避免医院感染暴发。

平日,市四医院日门诊量约为3000人次左右,来院患者病症各不相同,在这个工作了28年的医生眼里,“都是我们‘要去救的人’”,透析患者又显得尤其不同,多年相处,成了医护们眼中“有感情基础的病友”。

搬家后,科室从两班制转为三班制,透析室从早上7时开放到晚上10时左右,超负荷地运行着,护士宋雯婕告诉记者,“工作时没有休息的可能,中午时最忙,因为有病人要下机,又有人需要上机。”

长江日报记者了解到,2月11日开始,部分医院逐步开放透析室,接收的患者数量也逐日递增。

市四医院的另一个名字是“普爱”,在这所156“岁”医院的官网上,醒目地写着“普施仁术、精诚至爱”的医院精神。

余琳(化名)是受益者之一。疫情发生前,她长期在汉阳一家医院透析。该院自1月27日被确定为定点医院,除发热门诊外,各科室门诊关停。她找到医院求助,被市四医院接收。

但透析患者们没有被遗忘,白求恩公益基金会会同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,召集21位医护、技师组成血液透析医疗队来汉;2月18日,武汉市卫健委公布全市非新冠肺炎特殊患者医疗救治医院名单,其中16家为血液透析医院;3天后,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增设“非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组”,将非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作为疫情防控重要内容……

董骏武是武汉市第四医院肾内科主任。他和他的团队身后,有一群每周要接受3次透析的患者,免疫力较普通人更低,其中一些患者感染了新冠肺炎。

成为双定点医院后,肾内科大部分科室医生和护士被调去一线隔离病房工作,科室剩下的人员必须一分为三,除了东西两院透析室,古田院区建起专供新冠肺炎患者的透析室,配备20多台机器,但护理人员短缺问题愈发凸显,董骏武向兄弟医院发去求援信息,协和医院、武汉市第一医院、市第五医院派来护士支援。

疫情发生后,市四医院紧急增加15台透析机器,古田院区收治了40多位外来患者,东院也同步再接收15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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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21日傍晚6时,医院接到古田院区成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的通知。院区主体大楼1号楼需在48小时内腾空,专门收治确诊或疑似新冠肺炎患者,23日傍晚6时,大楼将封闭,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两天。

长江日报记者刘晨玮 通讯员陈梦圆

除了专门的消毒日,古田院区的普通透析室每周开放6天,日平均接收约150位患者。在这些病人面前,病毒带来的危险迅速放大。

肾内科的医护们经历了“打仗”一样的48小时。21日,在与患者们逐个沟通后,该科部分患者办理出院,另一部分转至东院。22日晚,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,透析室要从被征用的1号楼里搬到3号楼原康复科及肿瘤科病区。

近年来,山西、海南等地的“慰安妇”幸存者从未停止过对日军二战罪行的控诉。十余年对日诉讼之路,受害者们在反复上诉与被驳回之间挣扎,最终均以败诉告终。

3天后,董骏武也将带队进入9楼隔离病区工作,这也是目前专门收治肾脏病合并新冠肺炎患者最多的病区。

透析患者家属在护士防护服上写“加油”

在汉口一家医院透析6年的患者余波(化名)回忆,1月25日,他开始感觉不适,后来,经过CT检查和核酸检测,被确诊为新冠肺炎,原医院不再接收。一番辗转下,余波被安排到酒店隔离,并被市四医院古田院区接收。

一个透析室在两天里换了栋楼,完成了“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,让大家感动的是,有患者家属帮着搬运,理由是,“这都是要救我们家里人的”。

“这至少是一笔4倍人力的账”,董骏武解释,正常状况下,一个护士可同时看着8台机器,新冠肺炎透析室的护士只能盯4台,且每工作两周,就必须隔离两周,确认安全才可再次上岗。

临近春节,已经很难找到小工,两天两夜,时间紧迫,工作节奏近似“一路狂奔”,有医生去市场买管子回来后,趴在地上铺管子,有人忙着安装透析机专用的供水设备,还有人把原血透室的空气消毒机拆卸下来,再重新安装上去。医护不分男女,成了一肩挑的管工、钳工、电工和搬运工。

2月中旬开始,几乎每晚,董骏武都要参加白求恩公益基金会的电话会议,来争取支持,他跑过硚口区疫情防控指挥部,去办理从上海发透析机来汉的通行证,还向各级机构去呼吁,“透析患者需要得到关注,医护需要得到帮助,我们没有退路。”在他看来,任何时期,都要维护患者利益,“所有可能的医疗资源都要用上去”。

如今,对日起诉的中国大陆24位“慰安妇”受害者原告均已辞世,无一人得到道歉与赔偿。

进入透析室的人员必须登记信息、询问接触史和测体温,如体温超过37.3℃,就要报告医生,并安排做血常规和CT进行排查,可疑人员会迅速被隔离治疗,保护非感染患者的安全。

“我们怀着万分痛苦的心情悼念受尽痛苦磨难的老人。”张双兵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发文悼念老人。

2月25日,身患肾病的患者排队进医院进行透析 长江日报记者金振强 摄

疫情发生前,在该院古田院区长期进行血液透析的患者约有320多人,东院有110人左右。

58台透析机、58张病床、1500多桶10公斤装的透析液、约200件透析耗材、100多箱盐水、30多箱消毒液、15台空气消毒机、10台治疗车……靠科室70多名医护人员一点点徒手搬至24日凌晨。当天上午10时,正式向非新冠肺炎透析患者开放。

穿着密闭的防护服工作本就不便,工作量比正常时期多了几倍,而在感染区的工作时间越长,医护的感染风险越高。

对于透析病人来说,病毒的危险性更大

一个透析室在两天内换了栋楼

透析液、透析机专用下水管路属于耗材,平日需求量就极大,出于工作习惯,科室已为春节假期充分储备,但搬起来并不轻松。

最初,余波借助共享单车往返于医院和隔离点,直到被安排住进市四医院古田院区的9楼病房,余波不用再艰难奔波,感觉“安全了,有救了”。

如今,市四医院古田院区的新冠肺炎透析室里,透析机增至40多台,24日晚,白求恩公益基金会会同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,召集到21位医护、技师组成血液透析医疗队,赶赴武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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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武汉,有近万名透析患者。疫情之下,部分医院被征用为新冠肺炎患者定点医院,暂停提供透析治疗。

患上新冠肺炎后,患者容易在透析中出现更多并发症,这意味着,医护可能面对更多抢救工作量。

从1月21日开始,董骏武除了繁重的临床工作,还要抽空回复微信、打电话、参加视频会,去为他的病人们争取更多透析机、医疗队员。